根据国家发改委等十一部委《关于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广州萨尔斯堡高尔夫球场(也称：广州九龙湖国王高尔夫球场)被列入取缔清单。2015年4月1日，这家已经停业的球场里，草坪已开始种上树苗，大门口则放置着取缔通知，禁止外来人员进入。

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叫停令后，高尔夫运动却奇怪地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但现在，这个行业遭遇了进入中国数十年来最难受的寒冬。 从前那种眼睛向上看，指望向有钱人卖会员卡的日子结束了；这个行业真正的机会，在于让其回归体育运动的本质。 “当事人：上海国际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本机关现责令你单位于2015年5月31日前对上述高尔夫球场项目予以拆除……” 2015年4月14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出具的一则通知，在一个拥有500名成员的中国高尔夫球行业从业者微信群里，又一次引起众多行业高管的“哀叹”：“上海国际高尔夫是1990年就成立了的球场啊，连它都躲不过去，这个‘冬天’真难熬。”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样的“哀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实际上，从2014年7月开始，以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为标志，中国高尔夫球第一次真正遭遇了行业“寒冬”。 业内较为认可的《朝向白皮书——中国高尔夫行业报告》2014年度数据显示：2014年里，中国有超过76家高尔夫设施（折合约77个18洞标准高尔夫球场）停止营业；全年总打球轮次1190万轮次，较2013年下降了2.1%；高尔夫核心人口（每年至少下场打球8次）41万人，较2013年下降3.3%。 停业球场数量之多，为2009年这一白皮书开始发布以来之最；总打球轮次与高尔夫核心人口数，则是首次出现下降。 而北京、深圳、广州等地的数家高尔夫球场管理层人士，均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到他们球场打球的人减少了两三成，2015年以来下降幅度仍在拉大。 “更让我痛心的是，高尔夫球行业的名声被丑化，乃至有些被‘妖魔化’了。原来以为自己从事的是‘高、大、上’的职业，现在怎么有些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一家广东高尔夫球会的总经理，更是这样表述“委屈”。 中国高尔夫球业，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境地？这个本质上是“体育运动”的行业，其前景将会如何？ 最大力度的整治这一轮整治，起源于2014年7月，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 这份文件是对2011年4月11日十一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的“落实”，使之有了更具体的措施和明确的时间表。 新的文件，将全国各地高尔夫球场，按照取缔、退出、撤销、整改四类要求进行处理；并明确取缔类球场的完成时间表是2014年12月31日；退出和整改工作则都必须在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 2015年3月3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66家全国各地已取缔高尔夫球场的名单。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此前后，不在66家名单之内的球场，也有多家收到了要求其退出、整改的指令。 多位业内人士估计，总共关闭的球场，会在120家左右。“这次真的不同以往，这是‘**’以来反腐的大势所趋，也是保证中央政令畅达的需要。” 地方的禁令更为明确：2014年12月9日，广东省纪委监察厅下发《关于严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打高尔夫球的通知》，对现职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打高尔夫球作出了“九个不准”规定。 “我见过的官员，有深圳的，有广东其他地方的，有从北京来的。已经落马的一些官员，之前也都是常客”深圳沙河高尔夫球场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往年球场的常客里，的确有不少官员，他们来打球，身边往往跟着四五个企业家，这是一个生态链，“从2014年底开始，来打球的官员，基本上没有了，那些跟着的企业家，也就打得少了。” 广东一位银行业高管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高尔夫是其近年来最喜欢的运动，往常每一两周都要打一次，而今年以来一次也没去过。“其实我是真心锻炼，也是自己掏钱打，但被人看见说不清楚，还是不去算了。” 在中国独特的政商环境中，高尔夫曾经发挥过微妙的作用，而现在，由此而来的“禁令”还在发酵。 2015年3月31日，商务部通报，“商务部合作司司长王沈阳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参加企业安排的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已构成违纪。驻商务部纪检组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4月29日，商务部再次通报，免去王沈阳的合作司司长职务。 此事震动一时。一位商务部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称，虽然王沈阳的问题并不止于接受企业安排打高尔夫球这样简单，但“现在用谈‘高球’色变，避‘高球’之唯恐不及来形容我们，一点都不夸张。” “我们反对利用高尔夫球来进行腐败，但腐败不是高尔夫球的产物，其他非法利益输送的方式和手段，远远多于安排打高尔夫球、送高尔夫会员卡。”数位高尔夫球行业的管理者如此表示，“不应该给高尔夫球贴上这样的标签。”

2015年3月3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66家全国各地已取缔高尔夫球场的名单。 全面叫停令后，高尔夫“黄金十年”高尔夫球的起源，最流行的说法，始于苏格兰牧羊人在草地上的游戏。 1896年，在上海，第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成立，象征着这项运动正式进入中国。1984年，香港知名商人霍英东、郑裕彤等投资兴建了广东中山温泉高尔夫俱乐部，则是当代意义上中国高尔夫产业的起步。 北京环球奥世高尔夫球场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小春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综观前30年的中国高尔夫发展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84-1994年是起步，10年间全国只建造了十多家球场；1995-2014年，这20年里平均每年新建三十多家球场，目前全国约有六百多家。 而在国家政策层面，则分为三个时期：1993年之前，鼓励发展；1994-2003年，限制发展；2004年迄今，为禁止发展时期。 2004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用5个“一律”（“一律不得新批”“一律停止建设”“一律不许动工建设”“一律暂停办理供地和开工批准手续”和“一律停止开工”），全面叫停。 同年2月26日，时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在国新办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2004年1月之前，国土资源部总共只审批了10个高尔夫球场建设项目。 而到2003年末，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已经有一百多家，这意味着，彼时大多数球场的合规性存在疑问。 随后的时间里，国家部委又陆续出台数项禁令。然而，从2004年国务院全面叫停令至2014年，这十年间，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又从100多家增加到了六百多家，每年平均新增四十余家。 “过去10年，国家对高尔夫球场虽禁令频发，事实上却是发展的‘黄金十年’。”一位曾在北京、江苏等地高尔夫球会担任高管的人士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来自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助力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何莽，多年专注于高尔夫球行业和产业研究，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下发的禁令，被拖十多年没有落实，“与政策自身有关。因为十年前的禁令并未给出执行细则，同时，既忽视了强劲的高尔夫市场需求，也未顾及各地各级政府的合理利益诉求。” 何莽说，中央政府虽明令禁止，但部分地方政府因经济发展或城市形象需要暗中支持；国土建设规划部门虽不予审批，但文化体育旅游部门则可能变相鼓励。这导致高尔夫项目审批与查处的政策，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上下不一致，在同层级政府间部门不一致，加上查处力度上时紧时松产生时间上前后不一致，这三个“不一致”皆为高尔夫项目发展提供了“政策空间”。 段小春等数位高尔夫球从业者则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富裕群体和中产阶级人数的日益增多，对包括高尔夫球等在内的中高端体育娱乐活动的需求自然增长，如日韩等国家的经验也类似。 同时，中国房地产业，在过去十几年的兴盛，更给高尔夫球业发展极大助力。 “从2001年之后，新修的高尔夫球场，有大约90%是以房地产项目为支撑的，”段小春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一个标准18洞球场，如果不包括会所建设，投资是几千万元到三五亿元不等。但高尔夫球场能够给房地产项目提高20%-30%的售价；部分地产项目，高尔夫球场还是主要卖点，比如一些项目的名字就叫××高尔夫小区、××高尔夫花园。” 可为佐证的是，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亦发现，许多高尔夫球场的业主即是房地产公司；同时，大多数知名地产商，均涉足高尔夫球场项目，在其公司架构里设有专门的高尔夫球事业部。 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除了能从房地产业的繁荣中直接受益外，高尔夫球场的存在，一定意义上，也确有提升城市形象，促进招商引资带动就业的正面作用。 “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多建于比较偏远的地方。要修球场，需要在当地先修路，需要租村民的土地——当然‘以租代征’的方式，合法性上有疑义。我们每年给村民付的土地租金，肯定要高于种地的收入；我们还要采购当地的农产品，要有偿使用村民们的劳动力，一个球场需要的员工，算上球童得两三百人。这些好处看得见摸得着。” 上述曾在北京、江苏等地高尔夫球会担任高管的人士，如此解释他们能够得到地方政府支持的部分原因所在。

对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的严厉整顿正在进行，图为北京海淀区一家高尔夫球练习场正在被拆除，用来撑网的铁架已被放倒。 高尔夫是与非但在“正面作用”之外，高尔夫球项目，也一直充满争议。除去高尔夫在政商生态中所起的作用备受诟病外，球场本身的问题，也是引来强力整顿的重要原因。 高尔夫球场占地面积大，一个标准18洞球场，大致需土地1200亩，“不少地方建设的高尔夫球场存在大量占用耕地、林地的现象，这不仅违反了我国严格保护耕地的基本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易引发社会矛盾。”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茂元、穆耸，在其《中国高尔夫球场用地法规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这样表述。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山东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作出的判决书也显示：山东德州临邑县临邑镇季寨村的村干部们，在未征得村民张兆国、张兆顺、张兆生等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后者承包的用于种植小麦的270亩土地，转而承包给外来的公司以建设高尔夫球场，同时未给予村民们任何赔偿。 该案一审、二审均判定季寨村村委会败诉，并判其向村民做出相应的经济赔偿。 “搞定一个县级政府，或者乡镇政府，乃至一个村委会，就基本可以搞定一个球场的审批。我们行业里，经常开的玩笑是，‘在中国，审批高尔夫球场项目最多的官，是村支书’。”广东一家高尔夫球场的总经理对南方周末记者坦陈。 耗费大量水资源、威胁水源地的问题，在近年来，更是被屡屡抨击。 高尔夫球场需要保持草坪的常绿，因此需要长时间浇水，耗水量巨大。 《朝向白皮书》的统计数据称，2014年，中国一座18洞高尔夫球场，草坪年用水量平均为25.5万立方米（即25.5万吨），虽相比2011年时的调查下降了21.1%，但与美国年均18.8万立方米（2012年数据）相比，仍高出35.6%。 25.5万吨水是什么概念？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200吨，全国平均值是人均2100吨左右。 而北京地区的高尔夫球场数量是全国之最，在北京市区域内的就有60-70家。简单计算，这些球场每年需消耗10万人的水资源量。按照当前的水价——2014年5月1日起，北京将高尔夫球场、滑雪场等纳入特殊行业用水管理，水价由原来的每吨4元提高到160元——简单计算，高尔夫球场每年光水费就得两、三千万元。但实际上，大多数球场是自行打井，使用几乎免费的地下水。 “自己打井开采地下水，是不被允许的。但就我所知，在北京，没几家球场会老老实实交水费。”一位高尔夫球会的法律顾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将高尔夫球场建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地或其他保护区内，也是屡见不鲜的做法。 比如，江苏在此次整治中发现，全省41家高尔夫球场，取缔类1家、撤销类4家、退出类4家、整改类32家。 在4家被评定为退出类的球场中，有3家属于球场建设在水源地保护区、占用一级或二级饮用水水源地等情况。比如溧阳天目湖高尔夫球场，占地面积887.44亩，无环评审批手续，经核查有11.5个球洞位于沙河水库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 再如，老牌的上海国际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也是因球场“位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该球场在养护过程中有排行污染物的行为”，因而被上海市青浦区政府要求拆除。 不过，对于整顿、取缔高尔夫球场的行动，从业者们认为，不乏可商榷之处。 山西太原长风高尔夫球场，属于66家被通报取缔的球场之一。在被央视暗访曝光后，有球场的管理者“叫屈”：那个球场的用地，原来是煤矿采空区、渣山，是当地政府作为重点治理对象，鼓励民营企业投资进行治理改造。 亦有高尔夫球场管理者质疑，“政府要求取缔我们的球场，并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恢复原状’，可这球场是建立在垃圾场上的。这是否意味着要把这还原成垃圾场？” 何莽则认为，不应“一刀切”地禁止高尔夫球项目，而是要开列“正负清单”：在耕地、水源地等附近的球场，属于“负面清单”，予以禁止；而对使用垃圾填埋场、塌陷地、荒坡荒山等劣质土地建设球场起到绿化生态效果的，能够产生正外部性的，则进入“正面清单”。 段小春等其他高尔夫球行业的受访者也表示，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1/20，但高尔夫球场有两千多家，数倍于中国；韩国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1%强，也有四百多家高尔夫球场，与现在被清理整顿后的中国球场数量基本相当。 “邻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比如韩国，球场审批非常严格但政策清晰，尽管他们批建一家球场需要经过241项手续，5-10年的时间，但每年仍然有几十家球场在等待审批。这些球场基本都在山地，不会占用耕地。”段小春说。 受访者们还表示，与高尔夫球场紧密相关的一些基础性法律，如土地性质和土地确权，还没有解决，这也是困扰中国高尔夫球行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之一。

2014年5月，北京朝阳区金盏乡一高尔夫球场因占用耕地等违法行为被国家发改委和国土资源部联名通报，并进行了拆除。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片玉米地，也是一个羊圈。 从“向上看”到“向下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高尔夫球场高层管理者，或多或少都对国家整顿球场的政策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但几乎很少有高尔夫球场的业主们表达过不满。 “相对于房地产几十亿乃至数百亿元的收入而言，球场每年的营收只有几千万，业主没必要为此与政府部门对着干。甚至不少业主私下还欢迎关闭球场，因为有相当比例的球场，平素是处于亏损状态，这下可以名正言顺地甩包袱了。”一位高尔夫球场的总经理解释。 《朝向白皮书》历年披露的数据显示，在中国，近几年亏损的高尔夫球场，约占40%。 而如果不计算卖会员卡的收入，在2010年，57家“运营较好”的球场，年日常运营收入只有1565万元。 与此同时，高尔夫球行业的从业者们，也在自行“救亡图存”。 前述深圳沙河高尔夫球场的人士介绍，其实这两年，已经有不少球场通过降低打球费用，成立球场联盟，在社区推动和普及高尔夫球运动等方式，使其回归“体育运动”的本质。 “一些原来要先交纳几十万元会员费，才有资格去打球的球场——我们称为‘封闭式会员制球场’，也改为了非会员能打球。优惠活动也出现了，非节假日花几百元就能打一场球，大大降低了打球的‘门槛’。” 深圳市衡泰信高尔夫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继民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目前中国高尔夫球行业，存在“三座大山”——“学球难”“打球贵”“费时间”，“只有搬掉这‘三座大山’，我们才能真正扩大高尔夫人口，为行业健康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过去发展高尔夫，我们眼睛是往上看，想着向有钱人多卖一些会员卡；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往下看了，吸引更多一般城市白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打球。”另一位资深的高尔夫球经理人则说，“用粗俗的话讲就是降低‘价格’和‘逼格’——这‘两格’，是中国高尔夫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政府不这样打击高尔夫，行业本身也该自我调整了。” 就在行业“坏消息不断”的时候，高尔夫球赛场传来了难得的好消息： 2015年4月26日，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中国选手吴阿顺击败多位国内外名将夺得冠军。这距离中国选手上一次夺得这项赛事的冠军，已经过去了12年。 “这是冬日里的阳光”，高尔夫球从业者群里一片欢呼，在这一天，不少人像过年过节那样，发微信群红包庆祝。 作者：李微敖 来源：南方周末